一眼千年：小佛眼背后的大历史（博物视界）

发布时间：2026-04-22 22:29:05 来源：化干戈为玉帛网 作者：焦点

　　云冈石窟第17窟东壁佛像面部。眼千

　　云冈研究院供图

　　日本慈光寺藏佛头。佛眼

　　采自《大美之佛像：犍陀罗艺术》

　　阿富汗哈达佛寺遗址出土泥塑菩萨头像。背后博物

　　采自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历史犍陀罗艺术》

　　云冈石窟博物馆藏佛眼。

　　云冈研究院供图

　　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掐丝镶嵌金辟邪。视界

　　河北定州博物馆藏

　　在云冈石窟博物馆的眼千展厅内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佛眼佛眼。它整体呈锥形，背后博物实心，历史粗端鼓凸施黑釉，视界细端露黄褐色胎，眼千直径11.5厘米，佛眼通长14.4厘米，背后博物为辽金时期遗物。历史这件小小的视界佛眼很不简单，岁月沧桑中，它从佛像上分离脱落、流失、回归，背后不仅承载着中美学人交往的一段佳话，也蕴含着造像理念随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变迁的文化内涵。

　　佛眼回归：

　　牵起中美学人交往故事

　　20世纪初，由于战火、盗毁和自然风化的影响，云冈石窟一度变得荒凉破败，有的洞窟甚至被改造成了民居和马厩，这座壮伟瑰丽的皇家石窟被历史的尘埃掩盖。1902年，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考察大同辽金建筑时意外邂逅了云冈石窟，考察成果发表后震惊世界，吸引了众多学者前往云冈考察。佛眼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。

　　1932年，正在中国留学的美国收藏爱好者史协和（又名史克门）来到云冈石窟考察，其间从村民家中购得云冈石佛陶眼一件。史协和后来担任美国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——纳尔逊—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，对中国文物颇有收藏。著名考古学家、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开创者，史协和因景仰宿白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深厚造诣，退休后以这件佛眼相赠。

　　1985年2月，宿白致信原文化部文物局（现国家文物局）时任局长吕济民，详述了史协和赠还佛眼一事始末。宿白对这件佛眼作出了高度评价，称为“罕见文物”，因为“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”，并提议转至云冈保管所（今云冈研究院）保存。同年7月，在宿白的协助下，佛眼顺利回归云冈。

　　黑彩点睛：

　　融汇中国古典绘画传统

　　事实上，北魏时期的石雕佛像初造时眼珠均为黑彩绘制，尚不见镶嵌佛眼的做法。我们今天在云冈石窟许多佛像眼部看到的凹坑，往往出自后人加工。这些凹坑一般直接开凿在佛眼中部，破坏了原来的眼睑，有的凹坑内还残存着瓷质的佛眼珠。

　　以黑彩涂绘眼珠的点睛方式，实为中国古代绘画传统，其目的在于赋神，令造像更显气韵生动——南齐画家谢赫提出“六法”，创立了中国古代绘画品评标准与美学原则，第一法即为“气韵生动”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东晋画家顾恺之画人数年不点睛，有人问他原因，顾恺之答道：身体的美丑并不重要，能否传神，全在眼睛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中，也记载了南朝张僧繇画龙点睛后二龙乘云飞天的故事。

　　中国雕塑与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古代雕塑创作习称“三分塑、七分绘”，甚至认为彩绘的作用更重于塑。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造像都经过彩饰，《魏书》中形容云冈石窟“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”，云冈石窟窟前考古发掘出土的贴金箔的千佛残块、着朱红彩佛衣的西立佛残块等均可与文献记载相佐证。

　　借此，我们或可想见云冈石窟当年的情景：晨曦初照，遍妆彩绘的造像在金光映照下格外庄严壮丽；暮色微沉，黑彩点缀而成的佛眼在摇曳的灯火中熠熠生辉。在与云冈石窟约同时期且关联密切的古印度、中亚、中国新疆等区域，佛像眼珠也以黑彩涂绘为主。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造像的眼珠多位于眼底中部偏上，略呈半圆形，约占眼底高度的3/5，如日本慈光寺藏佛头，体现出丝绸之路沿线佛造像在时代审美和制作工艺方面的一致性。

　　佛眼镶嵌：

　　折射造像理念变迁融合

　　中国古代的肖像雕塑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兴盛的，但“镶嵌”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工艺形式，在我国出现得更早。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泥塑头像（距今5500—5000年）已使用玉石镶嵌作为眼珠，这表明当时的先民积累了一定的大型彩塑制作经验，也开始探索如何让彩塑更加传神。到了夏商周至秦汉时期，青铜及金银雕塑已经广泛采用镶嵌工艺，常在动物、神兽的眼睛和身体上镶嵌绿松石、宝石、琉璃等作为装饰，意在强化动物和神兽的神性表达。

　　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的古希腊、罗马青铜像中，多见以铜、银镶嵌眼珠的例子；阿富汗哈达佛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泥塑菩萨头像（5世纪至6世纪），眼珠以石榴石镶嵌，说明工匠们尝试用多种材料表现眼神，使造像更显生动。

　　根据现有资料，我国镶嵌佛眼珠的做法始见于隋代夹纻造像。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造像技艺，匠人在泥塑胎上层层粘贴麻布和生漆，干燥后挖空内胎形成轻盈坚固的造像。例如，现藏美国沃尔斯艺术博物馆的隋代夹纻造像就镶嵌了玻璃眼珠。

　　这一变化并非偶然。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随着文化融合与佛教东传，中国佛教造像风格历经多次变化。宿白特别指出，7世纪至8世纪中期（即隋至盛唐），“在形象的造型方面，自由写实的作风得到发展，各种形象人间化的趋势显著”。隋代除大规模造像外，也广泛地修整前代佛像，在其中融入本时期的造像风格与艺术观念，这也为镶嵌眼珠的出现提供了契机。此外，玻璃制造业快速发展，当时制作的玻璃透明度和光泽度显著提高，呈现晶莹剔透的质感，运用在造像眼珠中，大大强化了真实感和灵动性。

　　唐代以后，镶嵌佛眼珠的做法更为普遍。除夹纻造像外，石造像中亦有采用。例如，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及胁侍均镶嵌玻璃眼珠，天龙山石窟第9窟主尊的眼珠是雕造佛像时用石料掏雕而成。受唐代佛教传播和造像工艺的影响，日本东大寺戒坛院天平时代的造像（8世纪）也使用了镶嵌玻璃眼珠的做法。此后这种做法一直沿用，成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独特创造和历史印记之一。

　　小小的造像细节见证了文明的交汇与工艺的传承。这件跨越千年的佛眼，不仅凝聚了古代工匠的匠心，也从一个微小的切面折射出中华文明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发展的历程。

　　（作者为山西博物院副研究馆员）

　　宿白致吕济民信件

　　济民同志：

　　您好！

　　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，请考虑是否转至云冈保管所保存。

　　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。其来源，据史协和说是他1932年参观云冈时，用一块大洋购自云冈附近农民的。史还写了一纸说明，一并附上。史过去在我国多年，喜爱我国文物并颇有收藏，近年我国学者去堪萨斯参观者多蒙热情接待，现又送还此罕见文物（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），殊值称赞。我的意见，请文物局具函致谢，以示郑重。上述意见，局领导如认为可行，英文谢函一事是否可烦史协和的老友王世襄同志代拟。

　　匆匆敬上

　　此致

　　敬礼！

　　宿白 1985.2.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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